夹层玻璃中间的胶水是什么

[37]同前注[4]，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书，第225页。

这有个过程，真正确立大约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的事了，却是质的飞跃。六、比例原则的输入及争议与合理性原则一样，比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Verh?ltnism??igkeit）也是一种解决裁量实质性问题的核心技术。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一、引言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实际上与上述第一点说的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比例方法和传统审查理由之间有着重合。在这个过程中，私法上的正当性元素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入公法之中。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40]所以，加拿大和南非法院似乎只是将必要性（necessity）看做比例审查的最后阶段。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法、法治和宪政这三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宪政民主国家也可能有不公正的法律，但宪政民主机制提供了很多纠错的机会，而且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不公正的法律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公民、公民组织或某个政府机构对某个立法或某个行政行为提出宪法性诉讼，美国联邦法院有权审查该立法或该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当今世界上的自由民主政府都是有限政府，但它们中很多却很强大和有效。该期刊网址为：http：//www.oycf.org。

另一方面，宪政体制还保留了法治。更糟的是，这些全国性的法律与成百上千的中央、省和地方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互重叠甚至冲突，产生混淆和不确定性。

如果有个人或团体起诉，法院有权力审查一般法律的合宪性。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的问题。无论从西方宪政的理论或实践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宪政政府一方面是一个有限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曾经有一位朋友问我，美国总统怎么能有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力，这样不是违反了分权的基本原则吗？另一位朋友也问道，为什么由参议院主持弹劾美国总统的审判？这不是侵犯了法院的司法权吗？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在分权问题上存在许多误会。

若被定罪，参议院有权将该法官革职。同时，宪政体制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防止政府行使宪法里没有给政府的权力。他们将宪政宽泛地定义为任何具有（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政体，而将上文所描述的宪政称为自由宪政。宪政的第一个要素是政府权力的建构和权力范围的划分。

由于普通法体系中遵照先例的原则，普通法是相对稳定的，其演变也是比较缓慢的，这就意味着法官通过判例对宪法的解释也是相对稳定的，从而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法治作为约束政府任意权力的限制性角色较容易被理解，但法治作为提升政府理性的促进性角色则经常被忽略。

自然法/道德法理念是防止法律实证主义的盾牌，而且其核心价值应该是动态的和相对的。认识到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不可能具备十全十美的知识和美德去掌握、颁布和公正地实施所有的基本正义规则。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都不可能将其法理学建立在天主教或基督教基础上。但法官却又很可能是自利的，他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的。联邦党人赢得了1787年的胜利，但他们关于权利法案的观点在1791年被摈弃──在那一年，美国宪法增加了《权利法案》，当时包括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首先，分权并不意味着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间完全的、绝对的分离。该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现在让我们假设A被警察严刑逼供，警察根据供词找到确凿物证（即能反驳合理质疑的物证），例如凶器和被害人尸体等，并得到法官允许将供词和根据供词发现的物证引入法庭作为证据，陪审团根据这些证据宣判A有罪。

第三，这些规则不能经常变化（即稳定原则）。他们忽略了一点，即众意（popular will）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统治（即有法治的民主），但也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即没有法治的民主）。

在辛普森案中，这一规则得到了透明的、一如既往的执行。其实，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个人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法还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普通法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否消除人治，而在于如何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取得平衡以实现自由、平等和正义。

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目的、组织形式和产生方式，并规定了政府各组成部分的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政府的权限等。在这些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作用局限于按照成文的法律条款对个案作出裁决，法官的判例对后来的同样案例也不具备约束力。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权利法案》不断增加新的条款以更全面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认识到法（基本正义规则）不是，或不仅仅是，人写出来的，很多基本正义规则需要人们去寻找和发现（例如通过法官的法律推理）。分权和制衡是不存在的，因为全国人大超越了所有其他机关，在理论上是全能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为求方便而出台的法律，而是法治框架下的法律。法治的核心是一个自主的法律秩序。

在这种设计中，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和法官找法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普遍法则是自然存在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认识它，即使人们之间没有组织或贸易关系（亚里士多德，1991，第102页）。

正是因为联邦法官是独立的，他们有时才敢于对抗强大的议会或总统，宣布它们的某些立法或某些行政行为违宪，从而保护人权维持正义。要在中国实现宪政，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逐渐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宪法之上，将政府权力的产生、行使和交接纳入宪法的轨道，通过宪政框架下的分权制衡和法治（包括独立的司法审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透明的、稳定的、理性的宪法性制约，并使宪法中规定的个人权利能得到真正的实现。第四，宪法要至上，还必须具备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就要求有一个民主的制宪程序。在这一点上，又只有自由宪政体制获得成功。

这些讨论对我国的宪政和法治建设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在上文的各个部分中对这个问题已有初步的、不同程度的涉及。换句话说，法本质上包含着正义，而后者深植于自然，能够通过理性被人所知。

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判案时根据法律（包括判例法）和事实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受其他人或机构（包括政府机构）的不当影响。纳粹德国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一个坚持法治原则的实证法律体系中，法的限制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法律必须限制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限制政府（包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包括修改法律的权力。对戴雪来说，即使到了1915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没有在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得到普遍实现。